中國人，活得好沒有尊嚴！
使人震驚的是：所有的知識分子，都讚美“三寸金蓮”，認為“瘦不盈握”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，這種把一半中國人的身體和健康摧毀，使她們成為殘廢的文化，能不能算是文明？
最晚從八九世紀開始的一千年來，直到二十世紀初期，假如你于午夜時分，低空掠過中國廣大的國土，你會聽到，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家裏，都會發出五六歲或七八歲小女孩慘厲的哭聲。那一種哭聲，使你心痛如割，可是你卻無可奈何。因為摧殘這些小女孩的兇手，正是她們的親生爹娘，尤其是她們的母親，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，把她們小小長方形的腳形，用布條纏起，硬生生纏成一個三角形，肉爛骨折。雙腳被纏之後，完全失去活動能力，使大儒大賢之類，更堅持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理論。當一個女性，雙足殘廢又不識字，遂不得不依賴男人（父親、丈夫、兒子），任憑男人宰割。然而，更使人震驚的是：這樣一個醜陋和殘忍的形象，中國人不但不覺得羞恥，反而引起一片讚美，所有的知識分子，都把它稱之為“三寸金蓮”，認為“瘦不盈握”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，在詩詞歌賦文學作品中，大量呈現。即令到了二十世紀初葉，仍有些作家在報上說：三寸金蓮使一個女人行走起來婀娜多姿，庸夫俗子竟然反對。外國人那種高跟鞋，不也傷害女人的腳嗎？而脫了高跟鞋以後，十個腳趾平放在那裏，是多麼的難看。
這種把一半中國人的身體和健康摧毀，使她們成為殘廢的文化，能不能算是文明？
我們社會的傳統，等級森嚴，有長有幼，有富有貧，有貴有賤。而貴和賤兩個階層——貴中有賤，賤中有貴，層層分明，威力無邊。貴的一層，永遠樂意于虐待賤的一層，所以市井小民，雖然可以虐待妻子、女兒，但在廣大的男人社會中，自己卻永遠是螞蟻一樣卑微的族群。任何一個小官小吏看他不順眼，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，施以鞭打，而大官對小官也是如此。全國最大的官，莫過於宰相，宰相應該可以免此一劫。然而，自西元前三世紀稍後、西漢王朝開始，皇帝可以隨時把大臣揪翻在地，騎在他背上，抓住頭髮。東漢王朝時，皇帝就在金鑾寶殿上，毆打大臣。到了明王朝，更是令人戰栗，有名的“廷杖”，不管宰相也好，部長也好，皇上只要發怒，立刻就有行刑隊撲上來，也把他揪翻在地，用四根繩子，綁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樁上，用黑口袋罩住他的頭部，一塊木頭塞住他的嘴巴，脫下他的褲子，用木棍捶打。
即令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就在北京，一個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，手提燈籠，走到西單大街，趴在地上，脫下褲子，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，痛打五六大板（當時報上說：如果不是熬不住，還可能打十幾大板），然後爬起來，向圍觀的群眾說：“這種滋味，好久不嘗，痛快！痛快！”在淩辱和被淩辱中怡然自得。貴的一邊偶然倦怠或偶爾慈悲，歇一歇手，或時代已不允許用這種方法虐待，而賤的一邊，還大不滿意，千方百計自己作踐，想出種種妙計，使主子動手，因為，如不被主子虐待，如不主動向主子獻媚、主動獻上銀兩，他就沒有安全感。所以，中華傳統文化中，諂媚成為主流，馬屁和行賄手段之精密，令人拍案叫絕。就在二十一世紀，我還看到有些小冊子，稱呼他尊敬的人物（假設是我）名字時，還出現“上柏下楊”或者“柏上楊下”的奇觀。我們就在這種文化中，踉蹌走來，回首凝望，不禁滿面羞慚，長長一聲嘆息：“中國人，你活得好沒有尊嚴！”
貴的一層，永遠樂意于虐待賤的一層，所以市井小民，雖然可以虐待妻子、女兒，但在廣大的男人社會中，自己卻永遠是螞蟻一樣卑微的族群。任何一個小官小吏看他不順眼，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，施以鞭打，而大官對小官也是如此。
缺少“尊重”
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有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只沒有“尊重別人”的能力。
《紅樓夢》中，王熙鳳責罰丫環，丫環跪在地上，一語一叩頭，王熙鳳喝令打嘴，丫環渾身發抖，抬起頭來等候，王熙鳳又喝令、丫環：“你自己打！”那個因貧窮賣身的可憐女孩，開始用左右手分別打自己的雙頰，一面痛苦地哀嚎，一面用力地抽打，眼淚和打出來的血同時流下。
大分裂時代中，一個王爺，喜歡吃血痂，王府之內的幾百位官員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輪流接受鞭刑，等到傷口結痂，王爺就掀下血痂下酒。另一樁有名的“兒口承唾”，苻堅大帝的孫子，逃亡到江南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他一咳嗽，旁邊侍候他的書童，就會跪下，張開大口，那位王孫就將濃痰吐到書童的口中。
這還是小兒科的做法，在北齊帝國統治者的人渣家族中，一位王爺，高樓上拉大便，下面的僕人就得張開大嘴承接。長江南岸的王爺更兇，當他鑄劍完成後，總是用別人的脖子做試驗，如果一劍下去，人頭落地，就證明那是一把好劍；如果不能一劍人頭落地，而僅受重傷，它就作廢。
從這些故事，可以看到，一個人，一旦成了“主子”，也就是一旦有惡婆媳角色的傳承，思考模式的傳承，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，只要等到自己當上婆婆，一定向新媳婦討債，計息還本。似乎是：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是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就是沒有“尊重別人’的能力。了錢，或一旦有了權，他就能把醜惡兇暴的性格，發揮到極致。
時到二十世紀，淩虐的形式或有不同，但基本的心理狀態，永恒不變，經常是“主子”們比上述的王爺更兇。而現在，已是二十一世紀，陜西省的一位“主子”——小學教師，命全班小學生一一齣列，打自己的嘴巴。而另一位“主子”，更理直氣壯地對一個小學生實行黥刑，在臉上刺青。
這是醬缸培養出來的另一特長，自己的尊嚴，永遠建立在傷害別人的尊嚴上——傷害別人的人格尊嚴、身體尊嚴、生命尊嚴，而且成為牢不可破的承傳，構成另一種“惡婆媳心態”。
傳統社會，婆婆對媳婦有無上權威。雖然她自己非常愛自己的女兒，但是她對別人的女兒，卻百般地淩虐。媳婦心中充滿了痛苦、怨恨，但無力反抗，唯一的盼望是該惡婆婆早日死掉。有一天，惡婆婆死掉，媳婦歡天喜地地坐上婆婆的位置。我們一定認為：這位受盡惡婆婆虐待的媳婦，絕不會再虐待自己的媳婦，可是，恰恰相反，這個受苦的媳婦一旦變成婆婆，成為“主子”後，立刻也就成為惡婆婆，變本加厲地虐待新任的媳婦。
惡婆媳角色的傳承，思考模式的傳承，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，只要等到自己當上婆婆，一定向新媳婦討債，計息還本。似乎是：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是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就是沒有“尊重別人”的能力。
中國人，你為什麼這麼吵？
文明人“輕聲細語”，野蠻人“既吼又嚎”！
華人之“吵”，是世界上一大奇景，美國人把它凝聚為一則小幽默後，聲名更是大噪。該則小幽默說，有人向警察局報案：有兩個華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開交，擾亂鄰居安寧。警察趕來查看，發現只不過是兩個中國人在那裏講悄悄話。
我是河南人，鄰省朋友們（尤其是安徽），常嘲笑河南人“高半音”，既“侉”又“尖”，難以入耳。我最初還有點大怒，後來聽遍了各省方言，發現“高半音”並不是河南人的專長，“侉而尖”更是普通現象，不禁大為輕鬆。反正，同一文化產生的聲音，腔調、音量，雖然稍有不同，但“吵”的程度，全國則一。
如果你從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廳，發現客人喧嘩震天，用不著算卦，準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華料理。如果客人都在靜靜地進餐，那你可別講中文，保管不會有人聽得懂。不但餐廳，即令是一項正式大會，主席在臺上窮吼他的，台下聽眾，三人一群，五人一堆，分別交頭接耳“講悄悄話”，那可準是華人地盤，盡可放心在那裏燃支爆竹後，揚長而去，沒有人會在乎你的存在。
不但會場吵、辦公室吵、家庭吵，商店、地攤、戲臺、電視機、卡拉OK、電話筒上、迎神廟會，連出殯、做法事也一律吵得聲震屋瓦。在台灣“國會”當然熱鬧得如同菜市場，莊嚴的“國會議員”，提出質詢時，狀如巫蠱恐怖時代特務頭子審問政治犯，口沫四飛，指手畫腳，好像這一下子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這個“部長”可算栽倒在我手裏了。幾年之前，台北還有位“國會議員”，跳到桌子上，大聲詬罵，觀眾和選民，看得如醉如癡。在這種示範之下，勝利者樂此不疲，失敗者起而效尤，嗓門一旦高不可攀，除了“吵”，其他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就在寫此文的今天，我在台北參加了一場作家聚會，臺上一人吵，台下大家吵。聚餐時只聽有人聲嘶力竭，喉嚨都喊啞了還在喊。好不容易逃出重圍，回家之後，接到一位老朋友的電話，語音淒涼，告訴說：“我剛參加一個婚禮回來，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遇到這麼吵的婚禮。新娘是一位小學教師，三桌小學生鬧得大家非咬著耳朵大聲吼，否則就一個字也聽不見。”他有一種感覺，似乎是自從進入二十世紀，中華民族“吵”的程度，隨歲月而日升，並且發展出一種信心：“嗓門大才會贏！”想要中國人靜下來，只有使用暴力。因為中華文化是沒有自我克制能力的——我可沒有說中華文化是沒有自我克制教訓的教訓多得很，都在書上，而書，都在書架上。
我想這和“社會強力的機制”有關。二十世紀美國嬉皮年代的青少年，一旦進入社會，就會恢復正常，因為要活下去，只有重新納入秩序一途。而我們不然，“醬缸文化”對正面教養的腐蝕力，猶如吸了強力膠對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樣，社會反而成為劣質文化的熔鑄爐。成熟理性抬頭的社會，是一個情緒受管理，音量得到控制的社會，既然有“理”，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。不誇張自己的喜怒哀樂，恐怕是中華民族要努力的功課。追根溯源，這是一個教育問題。我們是不是可以大膽地假設：說話的分貝，是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水嶺！文明人“輕聲細語”，野蠻人“既吼又嚎”！如果無法依靠教育推動這項“文明化”運動，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，動用立法，通過一項“吵律”，用強制的力量，逼使自己提升。
如果你從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廳，發現客人喧嘩震天，用不著算卦，準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華料理。如果客人都在靜靜地進餐，那你可別講中文，包管不會有人聽得懂。
吵律
反正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中國人一定要成為一個安靜的、有沉思能力的、擁有高度文明的民族！
使人震驚的是：所有的知識分子，都讚美“三寸金蓮”，認為“瘦不盈握”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，這種把一半中國人的身體和健康摧毀，使她們成為殘廢的文化，能不能算是文明？
最晚從八九世紀開始的一千年來，直到二十世紀初期，假如你于午夜時分，低空掠過中國廣大的國土，你會聽到，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家裏，都會發出五六歲或七八歲小女孩慘厲的哭聲。那一種哭聲，使你心痛如割，可是你卻無可奈何。因為摧殘這些小女孩的兇手，正是她們的親生爹娘，尤其是她們的母親，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，把她們小小長方形的腳形，用布條纏起，硬生生纏成一個三角形，肉爛骨折。雙腳被纏之後，完全失去活動能力，使大儒大賢之類，更堅持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理論。當一個女性，雙足殘廢又不識字，遂不得不依賴男人（父親、丈夫、兒子），任憑男人宰割。然而，更使人震驚的是：這樣一個醜陋和殘忍的形象，中國人不但不覺得羞恥，反而引起一片讚美，所有的知識分子，都把它稱之為“三寸金蓮”，認為“瘦不盈握”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，在詩詞歌賦文學作品中，大量呈現。即令到了二十世紀初葉，仍有些作家在報上說：三寸金蓮使一個女人行走起來婀娜多姿，庸夫俗子竟然反對。外國人那種高跟鞋，不也傷害女人的腳嗎？而脫了高跟鞋以後，十個腳趾平放在那裏，是多麼的難看。
這種把一半中國人的身體和健康摧毀，使她們成為殘廢的文化，能不能算是文明？
我們社會的傳統，等級森嚴，有長有幼，有富有貧，有貴有賤。而貴和賤兩個階層——貴中有賤，賤中有貴，層層分明，威力無邊。貴的一層，永遠樂意于虐待賤的一層，所以市井小民，雖然可以虐待妻子、女兒，但在廣大的男人社會中，自己卻永遠是螞蟻一樣卑微的族群。任何一個小官小吏看他不順眼，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，施以鞭打，而大官對小官也是如此。全國最大的官，莫過於宰相，宰相應該可以免此一劫。然而，自西元前三世紀稍後、西漢王朝開始，皇帝可以隨時把大臣揪翻在地，騎在他背上，抓住頭髮。東漢王朝時，皇帝就在金鑾寶殿上，毆打大臣。到了明王朝，更是令人戰栗，有名的“廷杖”，不管宰相也好，部長也好，皇上只要發怒，立刻就有行刑隊撲上來，也把他揪翻在地，用四根繩子，綁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樁上，用黑口袋罩住他的頭部，一塊木頭塞住他的嘴巴，脫下他的褲子，用木棍捶打。
即令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就在北京，一個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，手提燈籠，走到西單大街，趴在地上，脫下褲子，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，痛打五六大板（當時報上說：如果不是熬不住，還可能打十幾大板），然後爬起來，向圍觀的群眾說：“這種滋味，好久不嘗，痛快！痛快！”在淩辱和被淩辱中怡然自得。貴的一邊偶然倦怠或偶爾慈悲，歇一歇手，或時代已不允許用這種方法虐待，而賤的一邊，還大不滿意，千方百計自己作踐，想出種種妙計，使主子動手，因為，如不被主子虐待，如不主動向主子獻媚、主動獻上銀兩，他就沒有安全感。所以，中華傳統文化中，諂媚成為主流，馬屁和行賄手段之精密，令人拍案叫絕。就在二十一世紀，我還看到有些小冊子，稱呼他尊敬的人物（假設是我）名字時，還出現“上柏下楊”或者“柏上楊下”的奇觀。我們就在這種文化中，踉蹌走來，回首凝望，不禁滿面羞慚，長長一聲嘆息：“中國人，你活得好沒有尊嚴！”
貴的一層，永遠樂意于虐待賤的一層，所以市井小民，雖然可以虐待妻子、女兒，但在廣大的男人社會中，自己卻永遠是螞蟻一樣卑微的族群。任何一個小官小吏看他不順眼，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，施以鞭打，而大官對小官也是如此。
缺少“尊重”
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有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只沒有“尊重別人”的能力。
《紅樓夢》中，王熙鳳責罰丫環，丫環跪在地上，一語一叩頭，王熙鳳喝令打嘴，丫環渾身發抖，抬起頭來等候，王熙鳳又喝令、丫環：“你自己打！”那個因貧窮賣身的可憐女孩，開始用左右手分別打自己的雙頰，一面痛苦地哀嚎，一面用力地抽打，眼淚和打出來的血同時流下。
大分裂時代中，一個王爺，喜歡吃血痂，王府之內的幾百位官員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輪流接受鞭刑，等到傷口結痂，王爺就掀下血痂下酒。另一樁有名的“兒口承唾”，苻堅大帝的孫子，逃亡到江南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他一咳嗽，旁邊侍候他的書童，就會跪下，張開大口，那位王孫就將濃痰吐到書童的口中。
這還是小兒科的做法，在北齊帝國統治者的人渣家族中，一位王爺，高樓上拉大便，下面的僕人就得張開大嘴承接。長江南岸的王爺更兇，當他鑄劍完成後，總是用別人的脖子做試驗，如果一劍下去，人頭落地，就證明那是一把好劍；如果不能一劍人頭落地，而僅受重傷，它就作廢。
從這些故事，可以看到，一個人，一旦成了“主子”，也就是一旦有惡婆媳角色的傳承，思考模式的傳承，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，只要等到自己當上婆婆，一定向新媳婦討債，計息還本。似乎是：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是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就是沒有“尊重別人’的能力。了錢，或一旦有了權，他就能把醜惡兇暴的性格，發揮到極致。
時到二十世紀，淩虐的形式或有不同，但基本的心理狀態，永恒不變，經常是“主子”們比上述的王爺更兇。而現在，已是二十一世紀，陜西省的一位“主子”——小學教師，命全班小學生一一齣列，打自己的嘴巴。而另一位“主子”，更理直氣壯地對一個小學生實行黥刑，在臉上刺青。
這是醬缸培養出來的另一特長，自己的尊嚴，永遠建立在傷害別人的尊嚴上——傷害別人的人格尊嚴、身體尊嚴、生命尊嚴，而且成為牢不可破的承傳，構成另一種“惡婆媳心態”。
傳統社會，婆婆對媳婦有無上權威。雖然她自己非常愛自己的女兒，但是她對別人的女兒，卻百般地淩虐。媳婦心中充滿了痛苦、怨恨，但無力反抗，唯一的盼望是該惡婆婆早日死掉。有一天，惡婆婆死掉，媳婦歡天喜地地坐上婆婆的位置。我們一定認為：這位受盡惡婆婆虐待的媳婦，絕不會再虐待自己的媳婦，可是，恰恰相反，這個受苦的媳婦一旦變成婆婆，成為“主子”後，立刻也就成為惡婆婆，變本加厲地虐待新任的媳婦。
惡婆媳角色的傳承，思考模式的傳承，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，只要等到自己當上婆婆，一定向新媳婦討債，計息還本。似乎是：中國人什麼能力都有（尤其是窩裏鬥的能力），就是沒有“尊重別人”的能力。
中國人，你為什麼這麼吵？
文明人“輕聲細語”，野蠻人“既吼又嚎”！
華人之“吵”，是世界上一大奇景，美國人把它凝聚為一則小幽默後，聲名更是大噪。該則小幽默說，有人向警察局報案：有兩個華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開交，擾亂鄰居安寧。警察趕來查看，發現只不過是兩個中國人在那裏講悄悄話。
我是河南人，鄰省朋友們（尤其是安徽），常嘲笑河南人“高半音”，既“侉”又“尖”，難以入耳。我最初還有點大怒，後來聽遍了各省方言，發現“高半音”並不是河南人的專長，“侉而尖”更是普通現象，不禁大為輕鬆。反正，同一文化產生的聲音，腔調、音量，雖然稍有不同，但“吵”的程度，全國則一。
如果你從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廳，發現客人喧嘩震天，用不著算卦，準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華料理。如果客人都在靜靜地進餐，那你可別講中文，保管不會有人聽得懂。不但餐廳，即令是一項正式大會，主席在臺上窮吼他的，台下聽眾，三人一群，五人一堆，分別交頭接耳“講悄悄話”，那可準是華人地盤，盡可放心在那裏燃支爆竹後，揚長而去，沒有人會在乎你的存在。
不但會場吵、辦公室吵、家庭吵，商店、地攤、戲臺、電視機、卡拉OK、電話筒上、迎神廟會，連出殯、做法事也一律吵得聲震屋瓦。在台灣“國會”當然熱鬧得如同菜市場，莊嚴的“國會議員”，提出質詢時，狀如巫蠱恐怖時代特務頭子審問政治犯，口沫四飛，指手畫腳，好像這一下子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這個“部長”可算栽倒在我手裏了。幾年之前，台北還有位“國會議員”，跳到桌子上，大聲詬罵，觀眾和選民，看得如醉如癡。在這種示範之下，勝利者樂此不疲，失敗者起而效尤，嗓門一旦高不可攀，除了“吵”，其他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就在寫此文的今天，我在台北參加了一場作家聚會，臺上一人吵，台下大家吵。聚餐時只聽有人聲嘶力竭，喉嚨都喊啞了還在喊。好不容易逃出重圍，回家之後，接到一位老朋友的電話，語音淒涼，告訴說：“我剛參加一個婚禮回來，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遇到這麼吵的婚禮。新娘是一位小學教師，三桌小學生鬧得大家非咬著耳朵大聲吼，否則就一個字也聽不見。”他有一種感覺，似乎是自從進入二十世紀，中華民族“吵”的程度，隨歲月而日升，並且發展出一種信心：“嗓門大才會贏！”想要中國人靜下來，只有使用暴力。因為中華文化是沒有自我克制能力的——我可沒有說中華文化是沒有自我克制教訓的教訓多得很，都在書上，而書，都在書架上。
我想這和“社會強力的機制”有關。二十世紀美國嬉皮年代的青少年，一旦進入社會，就會恢復正常，因為要活下去，只有重新納入秩序一途。而我們不然，“醬缸文化”對正面教養的腐蝕力，猶如吸了強力膠對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樣，社會反而成為劣質文化的熔鑄爐。成熟理性抬頭的社會，是一個情緒受管理，音量得到控制的社會，既然有“理”，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。不誇張自己的喜怒哀樂，恐怕是中華民族要努力的功課。追根溯源，這是一個教育問題。我們是不是可以大膽地假設：說話的分貝，是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水嶺！文明人“輕聲細語”，野蠻人“既吼又嚎”！如果無法依靠教育推動這項“文明化”運動，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，動用立法，通過一項“吵律”，用強制的力量，逼使自己提升。
如果你從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廳，發現客人喧嘩震天，用不著算卦，準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華料理。如果客人都在靜靜地進餐，那你可別講中文，包管不會有人聽得懂。
吵律
反正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中國人一定要成為一個安靜的、有沉思能力的、擁有高度文明的民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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